在《爱在日落黄昏时》80多分钟的对话中，最尴尬的时刻发生在政治讨论上，这难道不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一种象征吗？影片进行到大约25分钟时，久别的恋人席琳（朱莉·德尔佩饰）和杰西（伊桑·霍克饰）就世界是变得更好还是更糟了展开了一场充满矛盾的讨论。
《爱在日落黄昏时》
这是一种接近政治讨论的东西，你很少会在一部故事片中看到这些（尽管你可能在当代纪录片中大量接触到它们——现在有一种值得反思的分裂状态）。杰西提出了世界总体上正在好转的观点，这激起了席琳对环境、战争、饥饿和经济不平等的糟糕状况的猛烈攻击。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时刻，几乎打破了对话（也因此打破了电影）的轨道。席琳露出了尖锐、咄咄逼人的一面；杰西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于是就走开了。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尽管我认为自己更接近席琳那种具有社会意识的世界观，杰西在这种世界观面前表现得就像憨第德那样的老实人。
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柏林，它不仅仅是杰西和席琳距离邂逅九年后维持一周的重逢时刻，我们还看到了两个人物的命运复活和团聚，他们怀念过去的束缚，渴望救赎，也让我离开皇宫剧院时流着眼泪、步履蹒跚。
也许我的辩护是由于少数评论家强烈反对，他们声称这部电影迎合了观众怀旧的自我陶醉倾向，但我确实发现自己在第二次观看时对影片更持怀疑态度。在影片开始的半小时左右，他们的谈话节奏飘忽不定，带着试探，对我来说并不满意。
当然，这种尴尬的感觉是有理由的，最明显的是，它反映了两个人在分开多年后试图重新认识的尴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尴尬的段落中，讨论了什么——传达了什么意义——其中最尴尬的是，在政治贫瘠的当代叙事电影景观中，发生了可能作为社会政治讨论的事情。
他们克服了这个僵局——杰西开玩笑说，即使这个世界和它的所有问题让席琳成为了一个痛苦的「共产主义婊子」，他仍然很高兴能活着并且认识了她。席琳回应说，她很感激杰西不是「一个热爱自由薯条的美国人」。
这是一种笨拙的交流，试图将此前的尴尬（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抹去；从这里开始，谈话变得更加亲密，更加集中在情感上。
但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开始浮现出最糟糕的场景，这一系列事件暗示了这部电影的什么——似乎指出了这些角色在设计上的限制——政治或社会意识只是他们生活中一个粗略的方面，浪漫的爱情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他们为了重燃爱火而挑起的话题。
这也意味着，政治讨论本身就是一种肤浅的活动，在任何情况下，似乎都无法在两个人物之间建立真正的联系。席琳摆出一副正直的姿态，而杰西只能做出防御性的反应。
对于我们这些被卷入混乱、对抗性的政治对话的人来说，这种事态的转变并 不陌生。 了解了这些「对话」的通常结果，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林克莱特和他的联合编剧兼主演将其视为通向共同启示的辩证道路上的死胡同。
因为从席琳和杰西登上游船的那一刻起，这部电影就找到了最可靠的立足点。从整体上看，电影的结构对我来说就像在听爵士四重唱的现场表演，演奏者花了半个小时左右寻找一种共同的氛围，从那一刻起才是真正的开始。碰巧的是，这部电影的普遍氛围显然与政治无关。
这有错吗？如果你的感觉和我一样——政治是对世界运行方式至关重要的一种理解，那么这种理解对于电影所能达到的最大成就是至关重要的，也许你和我一样觉得，就算不是反政治的，这也似乎是一部非政治性的杰作，在这里，政治思想的爆发不仅是一种失败的话语尝试，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尝试（因为对林克莱特来说，这两者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尽管当代纪录片似乎从近乎公然宣传的政治修辞中获利颇多，但故事片中的政治似乎一如既往地不受欢迎。似乎大多数人指认《爱在日落黄昏时》的政治性是在于席琳这个角色，它是小资产阶级思维模式的必备装饰，人们谈论它是因为它就是应该被谈论的东西，而为了达成真正的相互理解，为了更真诚的对话，最终必须绕过它。
但是，这种对讨论政治的恐惧——不仅仅是以任何一种古老的方式，而是以一种促进人们之间真诚而有建设性的理解的方式，一种当今许多时髦而公正的纪录片所缺乏的方式——本身不就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小资产阶级姿态吗？
世界社会主义网站的大卫·沃尔什常常探讨电影的政治含义；他的文章是我在铺天盖地的赞扬中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对这部电影的批评之一：
我不想失礼，但这两个好人（演员都努力练习了他们的对白）都毫无洞察力。他们说的话有些空洞，有些老套，甚至还是关于爱情的…… 影片的困境之一是，它没有区分不可避免的老化和变化的自然过程，以及人为环境对人体造成的损伤。年轻时候的无邪也一定会消逝，但令人失望的婚姻或不满意的职业并不是必然的结果。这些可能与目前生活的组织方式有关，与制度有关，与经济压力有关，与那些并非不可避免以及自然的事物有关。《爱在日落黄昏时》避开了这些或类似的问题；80分钟的对话渐渐从记忆中消失。一些更大的东西围绕在电影周围，但从未被认真探索过。
我认为上述评论是合理的，因为它指出了这部电影所处的有限的社会范围：两个富裕的中产阶级都市人，在第五区随意漫步的镜头，沉浸在怀旧的遐想中。然而，对这种批评的反驳是，正是这些有限的参数，让林克莱特和他的团队得以对这些人进行敏感而有价值的观察。
作家（杰西）或社会活动家（席琳）可能是参与撰写剧本并且扮演这些角色的演员所梦想的另一个自我，为渲染一个力求真实的时刻增加了幻想的元素。
然而，尽管有这些理想化的另一种生活，这两个人物显然并不快乐。而沃尔什所希望看到的与社会经济因素相关的苦恼，对于林克莱特来说，显然更偏向存在主义和对话性：影片更关乎个体在满足自身生活的情况下，如何能或不能与他人沟通，以及他们如何做出将永远影响他们生活的选择。
这两种方法都非常有用和具有启发性，我很乐意探索一种可能将它们整合到解读作品的互补模式中的方法，而不是得出结论——认为它们就像政治和艺术在当代故事片中表现出来的那样无法解决。
沃尔什强调了剧本表面上的浅薄，却忽略了这部电影在制作层面的非凡才华，这再次与影片构思的有限参数有关。沃尔什认为谈话的内容肤浅且缺乏启发性，但我不认为谈话的内容是这部电影的主要问题，一点也不。
事实上，他们在进行谈话，沉浸其中，打开自己，并因而发生改变，他们的人生观永远地改变了，但不是像沃尔什说的那样，以任何公开的意识形态出现，而在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80分钟里逐渐改变。林克莱特的摄影机对这种互动的每一秒的关注，使作为观众的我，在某一刻抛开了警惕，更加专心和宽容地对待这些时刻。
我与沃尔什的反应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我在这些对话中看到了自己，甚至在席琳失败的政治观点爆发中也是如此。当我说这部电影对政治的总体处理给我的印象是「小资产阶级」时，其实我有四个手指指向的是自己，因为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我每天与朋友和熟人讨论政治的方式，有时更甚于我愿意承认的敷衍。
我常常觉得关于政治的讨论很容易落入窠臼，最终导向没有任何建设性的结局（这些照本宣科的思维模式，是最赚钱的政治纪录片——甚至像《大企业》这样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佳作，所利用和推销给观众的）。
我觉得这部电影真正揭穿了许多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在媒体发达的环境中关于政治的感受和讨论——它常常出现在试探性的谈话中，谈话者试图弄清楚到底该坚持自己的信念，还是应该保持优雅的克制，以便让对方有空间参与进来。考虑到这一点，观众可能会重新考虑席琳在杰西面前谈论世界状态的那一刻：很明显，她对这些问题充满激情，但在表达自己的激情时，她冒着疏远他的风险。
观众可能不会认为这场戏表达的是拒绝政治讨论，而是几种表面的互动模式之一，逐渐让位给更直接的话语模式。相反，林克莱特可能是在阐释一种特定的政治话语——一种基于人们熟悉的态度、思维模式和修辞手法的政治话语——但这种政治话语基本上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结果。
那么，我们可以转向何处呢？如果说，席琳最尴尬的时刻，是她袒露自己的政治观点。那么，我想她最美丽的时刻则发生在片尾，在摆出欣赏姿态的杰西面前，她即兴跳起了舞，传达着最近逝世的歌手/作曲家/政治活动家妮娜·西蒙的精神，她的歌曲《恰好》（Just in Time）飘荡在房间里。
虽然西蒙是20世纪最具政治意识的歌手之一，但席琳并没有明确地把她对西蒙的喜爱归因于政治因素。她回忆西蒙的方式（西蒙在音乐会上会在这首歌的中间停下来，自信地大步走到舞台的边缘，即兴与听众建立起融洽的关系，随之又自信地大步回到舞台中央而不错过任何拍子）表明，席琳爱她是因为她是一个自由的人。
席琳对西蒙的喜爱，以及模仿她的渴望，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舒适的中产阶级女性的无聊幻想，但席琳对西蒙的独创性和精神的钦佩无疑是真诚的，充分揭示了她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但我们必须厘清的是，席琳追捧的妮娜·西蒙——那个在舞台上表现得如此有自在的人，有点神经质的席琳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模仿的人，与政治上活跃的妮娜·西蒙是分不开的，哪怕西蒙的生活方式难免会带来政治影响。
当我们看着妮娜·西蒙的生活，包括在1964年演唱了震惊卡内基音乐厅的观众的平权圣歌《天杀的密西西比》，寻找一种自由表达方式的行为就具有了政治意义和个人意义。
这会是自学成才的影迷、终身独立的电影人理查德·林克莱特拥抱妮娜·西蒙的原因吗？林克莱特的作品序列中很少公然地探讨政治（甚至后911时代的短片《斯彼得一日谈》[2003]也避免了政治言论），而是选择关注存在主义的困境，通过他的艺术表现方式来实现一种个人解放的愿望——一种赞美真正参与的社会话语和不受拘束的合作的解放行为。
这种追求个人解放的倾向很明显，甚至在林克莱特最商业的电影《摇滚校园》（2003）也可以看见：一个可疑的煽动者（杰克·布莱克饰）向一群毫无防备的预科生灌输陈腐的摇滚思想，结果却是通过注入年轻人的热情和发现来弥补了这种思想。对林克莱特来说，重要的不是想法或体系，而是看到它们的动态；他对过程、交互、协作和交流感兴趣。
《摇滚校园》
一些嘲笑《半梦半醒的人生》（2001）的人认为它的想法过多，但他们没有看到电影真正的意图，没有看到它对银幕里的人物和银幕外以开放、热情和自由的心态与这些想法互动的观众意味着什么。自由不在于思想本身，而在于一个人与这些思想以及另一个人互动的方式，还有共同努力去寻找那种揭示和赋予意识力量的感觉。
这其中的政治含义，以及两个失联已久的朋友之间的对话如何成为一种革命行为，很难看出来吗？这与你现在在电视上看到的完全没有实质性交流的政治「讨论」（所有的政府发言人都在利用日常的发展为自己谋利，抑或是专家们都在猜测结果，而不是分析问题）形成鲜明对比，或许真正的沟通这个概念在政治上是相当激进的。
席琳在《爱在日落黄昏时》中随着妮娜·西蒙的歌曲起舞，这种所谓的政治宣言真的那么明显吗？也许不是——这部电影在阐明它可能有什么政治意义（如果有的话）方面没有提供这样的暗示。
正如电影中的其他部分一样，杰西和席琳共享着一个共同的时刻，他们面对着自己的个人自由，可以做出从此刻起影响他们生活的选择，我们作为观众也要做出选择：不仅关乎我们想要拥护的电影，还有我们捍卫它们的条件。尽管我们的想法可能会受到引导，但这些条件并不会比一部真正具有政治意识的故事片的预设更早被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