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对韩国电影《凶降喜讯》的预期是好好讲一下历史，展示一下灾难的过程，但发现这其实不是那种电影。
传统的灾难事故场景，也就是劫机事件本身，在影片中被有意识地淡化了，导演真正想讲的，是另外的东西。
《凶降喜讯》
故事受到了1970年3月31日发生的日本航空351号航班劫机事件的启发，这是不用质疑的。
历史告诉我们，事件的实施者是九名日本激进组织赤军派的成员。这些成员非常年轻（年龄在17至27岁之间），他们携带的武器包括武士刀、手枪和自制炸弹。
这趟航班是一架波音727飞机，原定执行从东京到福冈的国内航线。劫机者的最初要求是飞往古巴哈瓦那，希望在那里接受游击战训练。然而，由于飞机燃料不足以飞越大洋，目的地被迫改为朝鲜平壤。飞机在福冈机场中途降落加油，期间释放了23名妇孺人质。
影片在处理这段历史时做出了一个关键的选择，它刻意淡化了劫机者的意识形态严肃性及其行动能力。真实历史中的「淀号」劫机者是臭名昭著的武装分子，但影片中的劫机者却被描绘为完全不自量力的，又天真，又缺乏规划和常识。
《凶降喜讯》
这种从威胁到闹剧的转变，将名义上的恐怖分子塑造成喜剧化的、缺乏效率的理想主义者，卞成贤成功地转移了叙事焦点。
影片中真正的危险和荒诞，并非来自那些挥舞刀剑的年轻激进分子，而是来自那些身着西装、毫无骨气，又懦弱的政府官员。
电影的讽刺锋芒更尖锐地指向了既有的权力结构，包括韩国、日本、美国，而非革命者本身。
无论是在真实历史还是在电影中，事件的核心荒诞性都集中在金浦国际机场平壤欺骗行动。历史事实是，韩国当局确实试图欺骗劫机者，引导他们在首尔的金浦机场降落，并仓促地将机场伪装成平壤机场的模样。
影片忠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闹剧中的诸多荒诞细节：例如现场悬挂朝鲜国旗、士兵穿着朝鲜军服、劫机者因看到一名美国黑人士兵而识破骗局，以及日本政府为配合这场闹剧而提供了一张来自中学教科书的粗糙地图。
尽管影片的主体情节紧随历史事实，但其主要角色均被刻意虚构化。徐高名中尉这一角色的原型，是基于当时真实执勤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蔡熙锡的证词。而「某甲」则是一个完全虚构的角色，他代表了国家机器中那只看不见的手。
影片中包含一个极为重要且刻意的时代错乱。片中角色详细讨论了日本拳击漫画《明日之丈》的结局及其著名的最后一句台词。然而，这一情节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该漫画在1970年时仍在连载，直到1973年才完结。
《明日之丈》的时代错乱并非导演的失误，而是一种精心的元文本设计。在一部如此执着于真相与谎言辩证关系的电影中，如此明显的历史错误，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信号。正如影片开场的旁白神秘地警告观众不要相信事件的可靠性一样，这个时代错乱也在提醒观众：影片本身并非历史的复述，而是一种建构。
它告诉我们，我们所目睹的历史故事，与影片中那个虚假平壤的布景一样，都是被制造出来的。这强化了影片的核心主题——历史并非发生了什么，而是讲述了什么。
导演卞成贤说过，历史情况本身就像一场喜剧。所以他决心避免拍摄一部传统的惊悚片。他认为我们已经看过太多那样的东西了，因此，他刻意省略了劫机事件的激烈开端，转而聚焦于一个戴着耳塞、全程睡过了劫机宣告的乘客。
影片的真正焦点是来自多国政府仓促忙乱且通常毫无骨气的中层管理人员的反应。他生动地刻画了美国、日本和韩国官员的懦弱和冷漠，他们试图将这场潜在的国际羞辱的责任，像烫手山芋一样扔给别人。
据卞成贤所说，这正是影片在历史基础上发挥最多自由度的地方，也就是通过虚构人物来填充这个官僚主义的混乱漩涡。
它本质上不是一部历史剧，而是一部当代政治寓言。卞成贤说，在创作时，他对不断从新闻中听到的事情感到精疲力竭，甚至近乎憎恨。他希望通过1970年的这起事件，找到一种讲述当今故事的方式，并评论当下政治环境中令人恐惧的荒诞性。
1970年的毫无骨气的中层管理直接影射了2025年的政治领导层。导演认为现实政治的荒诞事件层出不穷，以至于无论你多有创造力，你都无法击败现实。
这部电影试图利用历史的距离感，对当下的政治景观（尤其是韩国国内的政治）进行尖锐的批判。
它的讽刺是全方位的，取笑了每一个人……无论是韩国还是朝鲜、日本、美国、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很多观众说，卞成贤花在斥责自己政府及其盟友上的时间，比花在斥责赤军派上的时间还多。
这是一种「等效讽刺」的策略，最终达到了批判冷战逻辑本身的目的。它暗示，意识形态上的「英雄」和「恶棍」只是同一枚荒诞的、自私的、无能的硬币的两面。
影片的主题核心是真相和谎言之间的辩证斗争。
因此，导演将叙事建立在「捏造的新闻」和「权力的谎言」之上。影片最终提出的问题，不是什么是真相？而是谁有权建构真相？以及谁有权书写官方叙事？
作为这一主题的高潮，那些真正解决了危机的主角——高名和「某甲」，他们最终的结局是没有获得认可，而是为了国家更大的利益被从历史上抹去。
片名《굿뉴스》(Good News)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讽刺。这个向公众报道的好新闻，是一个经过精心修饰和捏造的叙事。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次成功的行动，一个好新闻故事，实际上却隐藏着操纵和真相的缺失。
「历史」最终被简化为那个被报道的「好新闻」。在这个最终版本中，所有由无名之辈完成的看不见的工作和愤世嫉俗的操纵都已被删除。因此，「好新闻」是通过省略而构成的谎言。
卞成贤导演拍这部电影的主要动机，并非回顾历史，而是评论当下的政治时刻。
在「假新闻」和媒体操纵话语泛滥的时代，这部电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当代问题：如果政府决定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么真相还真的存在吗？
许多评论将这部电影和当下的「假新闻」危机联系起来，暗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后真相」时代。
然而，卞成贤通过将这个故事设置在1970年——一个远早于互联网的时代，向我们展示了完全相同的机制（国家的欺骗、捏造的新闻、官方叙事的操纵），实际上是在论证：「后真相」是一个伪概念。
在政治领域，「真相」一直都是一个「故事」，一个由权力建构的叙事。
影片利用1970年作为一面镜子，好像在说，我们当下所处的荒诞政治现实并非历史的例外，而是历史的常态。
最终，影片将那个未解的问题抛给了观众。辨别谁有权建构真相的任务，被转移到了银幕外的观众身上。
总的来说，《凶降喜讯》是一部极度犬儒主义的作品。它暗示，尽管英雄式的个人行为可以拯救生命，但在宏大、官方的叙事中，这些行为注定是无意义的。
历史终将被国家机器为了自身的更大利益而改写。「好新闻」是那个最终被抛光打磨的谎言，而这部电影本身，则是一次挖掘与打捞，试图寻回那些被删除的、混乱的、人性的、不合时宜的真相。